去年年底，正在广州越秀区红胜街边修鞋的王建国，被卷入到一场他毫不知情的争论当中，而在随后举行的网络立法听证会上，这场争论7日之内便获得了上千万次的点击量。
如今，上述争论所涉及的议题，已历经广州市人大二审，并有望在4月底进行最终审议，这便是去年11月底，有关《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下称《条例》)是否应该“全民医保”的话题。
相比于去年11月28日～12月4日，广州市人大在大洋网举行网络听证会，《条例》关于全民医保的表述，在今年2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后，《条例》二审稿已无“全民医保”或“强制医保”的字样。
广州市人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医保条例二审稿之所以去掉了“全民医保”之类的表述，是因为广州市人大法工委就此条例与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座谈时，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如果广州地方立法强制除职工外的其他人员参保，将存在与上位法不一致的问题。
上述负责人另对本报记者表示，对条例作出修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民意。“当时我们在网上开立法听证会，很多人提出强制医保可操作性不强，有的人没钱，怎么可能要求他参保。”
也是顺着网络听证会的线索，本报记者对当时争议较大，被称为“夹心层”的低收入人群进行了调查。华南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教授张开云对本报记者表示，不同于有政府财政补贴的绝对贫困群体，对于亚贫困或相对贫困的群体，往往更容易被忽略。
网络听证会
这是一场短短7天，点击量便超过千万的网络听证会，而起因，则是包括延长最低缴费年限、异地养老保险转接、全民医保等《条例》内容的修改。“在对《条例》修改之前，相关部门也公开征求过意见，全民参保并没有成为关注点。”广州市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本报记者透露。
然而，至网络听证阶段，全民参保开始被热议。
据大洋网资料，从去年11月28日开始，截至12月4日听证会结束，7天累计点击量达1135.39万次。而听证会第一环节第一辩题便是全民参保的辩论——“规定所有居民都应当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是否合理、可行？”被抛出，对应的则是《条例》适用范围覆盖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全体居民的规定。
第一辩题很快显示出了争议性，从118位广州市民中选取的18位听证陈述人，正反方比例高达10：8，而第二辩题“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分别建账、统筹使用、统一核算”的正反比例只有15：3。
反方陈述人广州帘翔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工程师马俊将话题引入到低收入群体的现实考量中。他认为，对于一些工资远低于全市平均工资的人群来说，为了保证生活上的其他刚性需求，他们只能选择没有医疗保障的风险下勉强维持生计。
“夹心层”自此而来，《广州日报》亦在听证会结束次日刊发评论称，强制参保要考虑“夹心层”感受。
马俊事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实际月收入2000元左右的人有很多，扣除租房子、吃饭和交通费等必要生活开支，剩下的可支配收入低于500元很正常。
在马俊看来，所谓“夹心层”就是月收入在2000元上下，同时又不属于上述人群的中低收入群体。
“夹心层”群体
现实中的“夹心层”生活又是如何？
在芳村一间面积大约有30平方米，看起来简陋不堪的一室一厅里，住满了6个人，房间里凌乱地堆满了各种生活用品。张伟是这间房子里的租客，2010年大学毕业1年后，张伟到广州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因不是公司编制内人员，他没有社会医疗保障，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尽管张伟工作已满1年，却因未签下一个单子，他的月薪仍为2100元。
张伟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他每个月的支出账本——租金300元，饭钱900元，通讯费大约200元，交通费大约300元。也就说，他每月的支出大约1700元，仅有400元的盈余。张伟表示，他几乎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
据《广州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穗府办(2011)34号〕，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是，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2011年度191.6元/月·人)，同时按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0.26%的标准缴纳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而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加社保每月一共是800多元。
如果选择参保，一个月800多元的保费支出，这让张伟有点捉襟见肘。
而张伟的其他5位舍友，情况亦如此。张伟的室友何力表示，尽管他的月薪比张伟还高出了1100元，但就像他在网上发帖所说的一样，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张伟这样的人群最易受到影响。来自广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广州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4438元，即每月可支配收入为2870元。
而在听证会网上的300多条留言中，多数网友认为，“夹心层”被列入强制参保的对象感到不合理。
广州有多少“夹心层”？
本报记者随后致电广州市统计局城调队，询问月收入在2000元～3000元群体数据，对方回复称，该数据并不对外公布，只公布平均工资。
然而，据2010年广州统计年鉴第86页《城镇单位职工人数与工资(2009年)》一表，本报记者针对不同职业年平均工资分类数据计算得出，2009年，广州城镇单位职工月收入在3000元(年平均工资3.6万元)以下的有76.1万人，占总人数227万的33.5%，月收入在2500元(年平均工资3万元)以下的有34.8万人，占总人数的15.3%，2009年，广州城镇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49215元。
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城镇单位职工，“夹心层”群体数量也不在少数。
上述表格亦显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及住宿和餐饮业等。
作为上述听证会正方陈述人之一，华南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教授张开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低收入的“夹心层”，特别是自谋职业者，这些人缴纳医保费用将会比较吃力，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按收入来评定贫困程度的标准以证明这些人群“比较吃力”。
寻路全民参保
既然收入有限，为何要选择参保？全民参保之路又如何来走？在张开云看来，单靠个人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而参保则是限制其陷入贫困的最好方法，尽管缴费可能使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面临更大压力。
上述广州市政府官员认为，让这些人参保，实际上也是为了使之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障的政策。而“这也是网络听证的目的所在，听取公众意见要不要强制”。在他看来，强制参保主要不是为了扩大医保覆盖面，而是为了全民医保，最终实现人人都有医疗保险的待遇。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崔仁泉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表示，之所以参保率不高，是职工本身不积极，但这也和工资有关系，工资较低的人养家糊口的压力大。
“现在的收入和参保之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作为还没参保的这些人，也应该很理性地来把握这些问题。”崔仁泉说。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至于在经济上有一定程度困难的“夹心层”，首先是不应轻易放弃医保，另外，政府也应予以一些帮助。“双方都克服一下。”他说。
对于“夹心层”争议，张开云表示，目前国内政策的精细化程度不高，配套的组织较少，导致“夹心层”这一阶层被忽略。对于“夹心层”的参保，要按照其收入划分不同层级来进行相应的财政补贴。
“贫困可划分为极端贫困、严重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国外有这样的划分，这在它们的政策上会有所体现。”张开云说，目前广州市由于制度环境问题，尚未对贫困进行细化或分层，在对医疗保险补贴性缴费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考虑得那么深。
张开云指出，广州市可以按照收入情况进行由“0”到平均收入间的不同划分。“等级分得越细越好，尽管操作成本也会越高，但如果不这样处理，而是过于粗糙地划分，那么就会导致一些群体被忽略的问题。”
而对于“参保致贫”，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目前尚无数据支持这一论点，“医保执行最重要的是收入线的划分。”他说。
崔仁泉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比较晚，因此人们对此的认知程度也比较有限。目前，中国尚未有关于强制参保的法律。但他认为，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的城市，在符合社会保险法的基本条件下，广州做一些突破也是正常的。
至于三审，广州市人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透露，4月底，广州市人大将对医保条例进行终审，而终审再对“全民参保”方面进行修改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广州市人大终审完后，按照程序会将该条例上报广东省人大批准，估计该条例可以在今年年内出台。
